《大生意人》这部电视剧，我是因为知乎活动的缘故去追剧外盘开户配资，但没想到只是看了3集就被其深深吸引！
原因很简单，这部剧的故事历史线，正好卡在了近代经济史特别关键的三条时间线上，其横跨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王治下满清帝国的暮日；也揭示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兴起、资本主义早起阶段发展加速、近代金融业开始被西方银行业冲击的前夕；更是近代中国财政和货币体系崩溃、商捐代农税体系、洋务运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原始计划经济《天朝田亩制度》和“圣库制”的历史性实验！
这三条时间线分别为：
（1）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1842年《南京条约》签约后；
（2）1851年太平天国起，1853年定都南京、1864年太平天国灭；
（3）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起，1860年《北京条约》后！
而通过本剧前5集的关键内容，我们就据此可以定下《大生意人》剧情开始时间约在1860年左右！比如，古平原说咸丰五年入宁古塔（1855年），苏叔河因为南京守城不力被发配宁古塔（1853年），古平原逃出宁古塔是咸丰10年（1860年）、科尔沁王爷和西蒙小王爷发生武装冲突（1861年、唐努乌梁海）、圣库制度开始崩溃（1860）！
接下去，我就来说说，我目前看时的一些经济史故事！（陆续更新吧）
一、常四爷的马帮为何要贩私盐？
在《大生意人》的设定中，山西马帮远赴宁古塔运私盐，是清末 “盐政崩坏 + 利益驱动 + 区域供需失衡” 的直接体现！
宁古塔是清末流放地（今黑龙江牡丹江一带），虽地处偏远，但聚居着驻军、流放官员、戍边百姓等群体，存在稳定的食盐需求。但官盐运输需经层层盐引审批、长途转运，成本极高，官方不愿向这种 “低收益、高风险” 的偏远地区供应官盐，导致宁古塔长期处于 “官盐匮乏” 状态，私盐成了刚需。
其次，清朝实行 “纲盐法”（官盐特许经营），官盐需缴纳高额盐税，价格是私盐的 2-3 倍！而私盐无需缴税，即便从关内运至宁古塔路途遥远，扣除运输成本后利润仍远超合法贸易。
并且，清末，随着战争的蔓延，官方运输体系（漕运、官办陆路）逐渐崩溃，盐政稽查也流于形式，几次大战的赔款让盐税、关税都抵给了西方列强！而山西马帮长期经营北方商路（晋商的茶叶、皮毛贸易），熟悉偏远地区的路线、驿站。
此外，清末商品经济其实不是发展，是衰退！但边疆的基本生活物资需求并未消失，而官盐体系的 逐利性与民生需求脱节，必然催生私盐的跨区域流动 ，本质是 “市场自发填补制度空白”。
二、为什么清末朝廷总是缺银子？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帝国的黄昏:2074前奏！谁坐拥天下之财却走向大衰退？》！
一般人或许不知道，我国一直是一个贫银的国家，但却有储量还不错的铜矿和金矿，可为何我们从16世纪开始，就一直是银本位制度呢（货币以白银的成色和重量锚定），其又对明初和清初的商品经济起了哪些助力明末和清末的经济造成了哪些伤害？
这里，我们先理清：中国古代的白银从哪来？
实际上，我们虽然本土银矿产量有限，但明清时期（银本位确立），中国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巨量白银流入！
这是因为，首先是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开始，全球 “白银洪流”正式形成：16-19 世纪，西方从美洲殖民地（波多西银矿）开采的白银，约有 1/3 通过贸易流入中国，而中国出口的茶叶、丝绸、瓷器，则换回美洲白银，形成持续的贸易顺差。
此外，通过东南亚、日本的贸易（比如明代的“隆庆开关” 后，中日贸易激增，日本石见银矿的白银大规模进入中国），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白银储备！因此，到清代中期，中国的白银存量已足够支撑货币流通，“本土产银少” 的问题被外部流入弥补！
而我们之所以选择白银，除了其价值稳定、易于分割、便于携带的特点外，更主要的是宋代后，商品贸易规模扩大，铜钱不便大额交易，纸币因滥发迅速贬值，失去信用，因此白银的贵金属属性，填补了大额交易货币的空白，自然成为市场首选的货币媒介。
并且，明代张居正推行 “一条鞭法”（1581 年），规定全国赋税统一折银缴纳，这一制度直接将白银从民间常用货币升级为官方法定货币，让农民、商人必须用白银交税，倒逼全社会储备白银，而官府的赋税征收、财政结算也全用白银，进一步强化了银的货币地位，最终形成 “银本位” 的货币体系。
但是，正因为中国白银依赖贸易顺差的外部流入，且其具有储藏抗通胀的特点，因此在明末形成了“窖藏经济”，使得经济体系崩溃！而在清后期，银本位更是暴露出了致命缺陷：19 世纪中期后，“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上全球银价波动，中国出现 “银荒”，经济陷入混乱，这也印证了 “依赖外部货币的本位制，天然缺乏自主性”。
对了，第8集山西八大家传说有7000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清朝1860年4000万两岁入的近1.5倍，折合白银3500吨！
三、票号与当铺为何是中国近代金融的基础！
实际上《大生意人》剧中会依次出现的票号、茶商会、盐商会，其最后的历史真实结局都不太好，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腐朽的制度等种种原因，让中国近代的金融行业、工商业都经历了自强但坎坷的历史过程，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票号和当铺！
剧中我们看到紫轩希望恢复太平天国的商业和经济秩序，而清廷的申王、鲍将军等希望能有充足的军饷，实际上这都反应了清朝财政崩溃、经济秩序败坏的特点，从历史上看，1860 年，清廷财政赤字达 8000 万两白银，只能通过增发铜钱、商捐、滥发纸币弥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铜钱贬值 50% 以上）。中国传统的钱庄票号虽仍在流通领域发挥作用，但由于缺乏中央统一的货币制度和金融监管，无法为近代工业提供大规模资本支持，因此，在外国银行进入后就逐步失去了历史舞台。
剧中的泰裕丰、太平号等票号+当铺的模式，基本符合历史，其中：
票号主营异地汇兑，\"一纸之信符，万两之现银\"，解决了远程贸易的支付难题。而当铺则专注抵押贷款，面向城乡小生产者提供短期融资，是 \"平民银行\"
因此，票号服务官僚、大商人，承担汇兑、存贷款和代办捐项（咸丰年间，晋商垄断全国 80% 汇兑业务）。而当铺则服务普通百姓，满足小额资金周转需求，深入村镇，网点密布！
而从模式上，票号为当铺提供资金支持，当铺为票号提供民间信用渠道，并且，当铺发行的银票还能在市面流通，成为辅助货币，弥补官方货币不足！
这里补充一句，票号和钱庄，主要是晋商和浙商对“银行业务“的叫法差异！
那么为何这种组合成为了我们近代金融基础？
这是因为明清商品经济繁荣，远程贸易激增，传统镖局运银模式成本高、风险大，票号汇兑创新解决了这一痛点，而传统当铺遍布城乡，形成毛细血管式金融服务，与票号的 \"主动脉\" 形成完整体系！
其次，票号在清末是清政府的国库出纳，负责军饷、河工经费、协饷等大额资金调拨，并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为清政府筹借、抵还外债，缓解财政危机！
但在1861年英商麦加利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后，晋商票后和浙商钱庄就开始崩溃了，1904年，清廷组建大清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期间，票号也无一加入，至此中国近代民族金融史上最重要的票号生态归于历史尘埃！
说到底，是因为金融制度落后，金融主权丧失的问题！票号东家以全部家产承担债务，风险过于集中！而其管理又依赖人治与关系，缺乏现代银行的标准化制度和监管体系 ！
更不用谈现代会计制度，和准备金制度、投行模式等！毕竟在骨子里，票号只重流通不重生产，对工业资本的支持更是毫无兴趣，因此列强入侵后，在清廷海关、航运等经济命脉均被控制，西方银行业就获得了\"超国民待遇\"，加上战争导致票号业务萎缩、资本金受损，但西方银行却能凭借治外法权和跨国资本安然度过危机。
四、太平天国末期的经济怎么了？为何有钱但没有做金融服务的人？
太平天国时期南方经济陷入 “商品停滞、金融真空” 的绝境，核心是战乱破坏 、 制度抑制、信用崩塌的三重打击，其中天朝田亩制与圣库制是关键诱因，但非唯一原因！
太平天国长期占据江南、长江中下游（传统工商业核心区），战乱导致城市损毁、人口逃亡（苏州、杭州等商埠人口锐减 60%），漕运、盐运等贸易通道中断，工商业失去生存土壤。金融层面，当铺、钱庄、票号完全停摆，既无业务可做，也无人敢经营。
这是因为：
（1）圣库制直接否定私有财产：规定 “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民间不得持有金银，所有财富收归 “天朝圣库”。而金融的核心是私有财产、自由交易与信用背书，圣库制下，既无民间资本可流通，也无借贷、汇兑的需求（交易被禁止），金融机构失去存在前提。
（2）天朝田亩制重农抑商：其主张 “以农为本”，将商人视为 “剥削者”，打压商铺、贸易，商品经济瓦解后，金融（服务于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自然无业务可做。
而且，战乱导致金融从业者逃亡：江南票号、钱庄的经营者多为晋商、徽商，为避战火纷纷撤回北方，人才与资本双重流失！加上，太平天国将当铺、钱庄视为 “高利贷剥削”，予以查抄封禁，民间即便有少量余财，也只能偷偷窖藏，不敢参与金融活动！
所以市场消失、流通环节被抑制，自然流动性也就没了！
未完.....追完再补！
12月7日补充一个山西、闯王宝藏和茶商会的事！
五、山西穷么？为什么票号汇聚山西！
山西能成为资金汇聚地，首先源于其不可替代的地理与资源禀赋，为晋商提供了 “先天土壤”
（1）清朝是外来少数民族入关，加上北方蒙古和满清通婚，前几集放到常玉儿被科尔沁王爷招为格格，其实这个王爷应该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僧格林沁！清朝在入关前与科尔沁联姻三十余次，占当时满蒙联姻次数的近40% ，其中孝庄皇太后就是来自科尔沁草原，而在1860年左右的十几年里，咸丰、同治的皇后都是满蒙正蓝旗出生，均是科尔沁血脉，所以，科尔沁是蒙古最强大也是最忠实清廷的派系，说这个的原因是就是说山西过去是边防重症，而现在则成了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北边没有威胁了！
（2）地理位置：山西东接京畿（北京）、中原（河南、山东），西连陕西、宁夏，北通蒙古草原，南达四川、湖北，此时是北方内陆贸易的 “咽喉要道”。明清时期，北方的盐、茶、铁、皮毛等大宗商品，需经山西转运，比如从江南采购的茶叶，经山西运往蒙古、俄罗斯！蒙古的皮毛、西北的盐铁，经山西销往中原和京畿。这种 “承南启北、连接东西” 的区位，让山西天然成为北方贸易的 “中转站”，而贸易的繁荣必然带来大量资金的流动与沉淀。
（3）山西其实并非 “穷山恶水”，其自古就拥有盐、铁、煤炭等关键资源，而这几样都是封建王朝最重要的税源！这部分结合专营贸易就不得了了，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时，晋商多为满蒙皇商！
（4）专营贸易：明清实行 “开中制”（官府允许商人运粮到边疆换盐引，再卖盐获利），山西商人凭借靠近边疆的优势，率先垄断北方盐业贸易，积累了第一桶金（晋商早期巨头如乔家、渠家），均发家于盐业！此外，山西的煤炭、铁矿资源亖支撑了铁锅、农具等手工业发展，成为贸易中的重要商品，而这种资源贸易的利润很高，和盐一起积累了大量的现银，实际上明末经济崩溃，和晋商及贵族的白银窖藏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山西富商很多都是历经百年，从事的又都是官办资源垄断贸易，很难倒闭！这也让让晋商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后续转型票号、开展金融业务奠定了资金基础。
接着，很多人觉得过去山西穷，其实是其生存环境穷，和江南的区别很大！山西北部土地贫瘠，人口又多，加上“十年九旱”（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仅靠农业难以养活大量人口，这倒逼山西人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下蒙古经商的风气，形成了人人皆商的地域文化。而经商的人一多，资源配置效应就有了，流动性多了，物价涨了，钱也多了！，进一步扩大了晋商的贸易网络，同时山西本土则成为商人的 “总部经济”： 赚来的资金、积累的财富，最终回流山西，形成资金池。
最后，明清时期，南方的徽商、浙商、粤商主要集中在盐业、典当、沿海贸易，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汇兑网络。而晋商深耕北方，率先转型票号，占据了北方金融的 “蓝海”。当南方商帮还在依赖本地钱庄时，晋商已经建立了覆盖北方的金融体系，自然成为了北方金融中心。
六、闯王宝藏有没有？
根据《大生意人》的剧情中的介绍，“闯王宝藏”是平遥山西老八家发家的本源根本，正是有了这个“闯王宝藏”，才让山西老八家成功起势，富可敌国。
其实明末有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一位是李自成（闯王，大顺永昌），一位是张献忠（大西大顺，西王），其中张献忠的江口沉银已经在2005在眉山江口镇找（在1646年与明朝参将杨展在彭山江口激战，溃不成军，大量载满金银的船只沉入江底。），截至到2025年出土文物已经有7万余件（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而闯王宝藏目前还没找到（李自成在山海关失败后仓促撤离北京，将这些宝藏经宣化、大同、太谷，一路退回西安，但在西安没安稳几天，就在潼关大败，被吴三桂赶着行走于湖北山区），最有名的介绍是金庸的《雪山飞狐》，胡苗范田四大贴身护卫分别掌握。
七、茶叶对晚清经济的重要性
1861 年前后（19 世纪 50-60 年代），茶叶是清朝经济的 “支柱性商品”，在对外贸易、财政收入、区域经济中占据无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暴露了晚清经济的深层脆弱性！
这一时期，茶叶是清朝第一大出口商品，占中国对西方出口总值的90% 以上（19 世纪中叶数据那时东印度公司还没有熟练掌握茶叶的栽种技术）。1861 年时，福州港出口茶叶占全国总输出的 46.2%，汉口开埠后茶叶出口迅猛增长（1863 年汉口茶出口量已远超广州）。因此，中国茶叶占当时世界茶叶贸易的 80% 以上，是英国、俄国等国的核心进口商品。
由此，茶叶也成为了清朝海关税收的核心支撑：仅福州港的茶税，就占清王朝海关每年出口税收的 20% 以上（19 世纪 60 年代末数据），至于地方财政就更是如此，福建全省茶叶出口总值占全省出口的 90% 以上，茶税是闽浙等茶区省份的重要财政收入。
此外，茶叶还带动了从种植到贸易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浙江、湖北等茶区农民大规模改种茶叶，形成专业化商业种植区；福州、汉口因茶叶贸易成为近代重要商港（如福州因茶叶出口跃居 “世界茶港”）；晋商、徽商通过茶叶贸易扩张势力，钱庄、票号也因茶叶资金流转而繁荣（对应《大生意人》中票号与茶叶贸易的绑定）。
更重要的是，茶叶出口是清朝获取白银的主要渠道之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压力，并且后期通过商税改革，厘金制度等，清政府财政收入从1860年左右的2500万白银，回升至1880年左右的8000万两白银！
但悲哀的是，中国近代茶叶的定价权是被洋行垄断的，茶商需通过洋行出口，洋行控制收购价格（茶号卖给洋行的成本占茶价 10%），茶农、茶商利润更是被大幅压榨么，并且经济过度绑定茶叶出口后，一旦国际市场波动（如后来印度茶叶崛起），清朝外贸就直接崩盘了。
最后，茶叶出口虽然赚得白银，但同时也被大量被鸦片进口消耗，最终反而导致清朝贸易顺差快速缩小，财政压力加剧。
八、茶商会和洋行的角力
在《大生意人》的晚清背景下，茶商会似乎短期内能在局部市场和洋行 “掰手腕”，但长期来看，其根本无法与洋行抗衡，两者的差距不是 “商业能力” 的差距，而是国力的降维碾压。
小说里的茶商会（比如古平原参与的），能靠本土资源和商帮联合，在某些环节占优，比如像古平原收全村茶叶那样，茶商会能整合茶农、茶号资源，垄断某类茶叶的国内供给，并且能打通内陆运输、地方关系，避开部分官商盘剥，降低国内流通成本；
但洋行可不是单纯的 “外国公司”，而是列强殖民经济的 “商业触手”，这是茶商会根本没法比的！
晚清海关被列强控制（比如赫德管海关），洋行直接掌握港口、航运、报关权，茶商会的茶叶要出口，必须通过洋行，否则根本运不出去；
加上洋行联合起来压价，茶商会要么接受低价卖茶，要么茶叶烂在手里（比如 19 世纪 60 年代，洋行把中国茶的收购价压到成本的 1/3），其实就是没得选！
而且洋行背后是列强军舰、领事裁判权 ，茶商会敢和洋行硬刚，轻则被断出口渠道，重则被 “扣上罪名” 抄家（历史上真有茶商因抵制洋行被列强逼官府打压的案例）；
更关键的是洋行有跨国资本，能囤货、操控市场，还能提前拿到国际茶市的价格信息，茶商会连 “伦敦茶价是多少” 都得靠洋行通知。
所以，《大生意人》里的茶商会再能折腾，也抵不过列强的垄断，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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